观众为何追捧《追风者》？

文 / 曾于里

在当前有些平淡的剧集市场，姚晓峰执导，翁良平编剧，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的《追风者》是一个亮点。该剧是2024年爱奇艺首部热度破万的剧集，也是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谍战剧之一。《追风者》是一部“另类”的谍战剧，它并没有在情报战中过多着墨，而更多聚焦于主人公信仰的建立，试图强化“信仰叙事”的感染力。

作为颇为成熟的电视剧类型，谍战剧有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也跟随时代变迁不断进行革新。不过，跟其他类型剧相比，优秀的谍战剧在破圈上存在更大的难度。这源于谍战剧基于过去历史年代所建构的“信仰叙事”，要在当下击中观众、说服观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谍战剧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裂缝”，有时也在解构“信仰叙事”。

谍战剧脉络：困境与新变

谍战剧是一种以间谍活动为核心事件或主要情节的影视剧类型，围绕特务、卧底、情报收集与传递、反间谍斗争等主题展开，融合悬疑、推理、冒险、动作、情感和政治斗争等多种元素。

背景设定上，谍战剧大多以近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故事情节上，谍战剧通过精心编织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秘密战线上的智斗和勇气，突出智力较量和心理博弈；人物塑造上，主人公通常拥有多重身份，需要具备高超的伪装技巧和心理素质，人物性格丰富多元，既有坚定信仰的地下工作者，也有深藏不露的敌方特务；叙事主题上，主要围绕信仰、忠诚、牺牲等展开，突出渲染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克敌制胜的智慧，以及恪守崇高使命、坚守革命信仰的英雄主义精神。

谍战剧成为创作热潮是《暗算》（2005）、《潜伏》（2008）之后的事了。《潜伏》以其巨大影响力让谍战剧成为最热门的类型剧之一，并让谍战剧的范式基本稳定下来，一度“荧屏处处抓特务”。多年来，谍战剧依然是热门类型，也出现少数口碑之作，比如《黎明之前》（2010）、《悬崖》（2012）、《红色》（2014）、《伪装者》（2015）、《风筝》（2017）、《面具》（2017）、《风声》（2019）、《隐秘而伟大》（2020）、《叛逆者》（2021），等等。

与此同时，谍战剧一度陷入困境。一段时间内大量涌现故事框架、人物设定、叙事手法等趋于雷同的谍战剧，让观众审美疲劳；很多谍战剧为了追求剧情的曲折与冲突，剧情逻辑存在漏洞，过于离奇的情节设计和违背常识的推理过程，损害剧集的专业性和可信度；谍战剧的人物简单地划分为正邪两派，缺乏心理层次的刻画和人性的挖掘，角色单一且脸谱化……

尤其是《伪装者》成功之后，刮起“谍战+青春偶像”的潮流，本意是拓展类型边界、吸引年轻观众，却顾此失彼，让谍战剧失去固有特质与艺术质量。比如选用偶像演员出演谍战剧，他们在表演经验、演技锤炼上相对欠缺，难以精准把握复杂角色的心理变化和微妙的情感表达，影响观众的代入感；剧情过度强调偶像元素、爱情线索、个人情感纠葛和轻松幽默的氛围，让原本应紧张、智斗为主的谍战剧情过于浪漫化、轻量化……

困境中的谍战剧也有一些新变。或重新发现“间谍”这个古老的职业。比如《风起陇西》，将谍战故事置于三国这一历史背景下，打破传统谍战剧多以近现代历史为舞台的惯例，借助三国时期的复杂政治格局与战争背景，为谍战情节提供宏大的叙事框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或在叙事视点上进行创新。比如《对手》采用反派作为第一主角，打破传统谍战剧通常以正义一方的国安人员或情报人员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以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为背景，融入大量日常生活细节，贴近当代观众的生活经验。

抑或让谍战剧榫入当代生活，唤起观众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视。《风暴眼》《特工任务》等国安题材电视剧，专注于现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反谍工作，更多地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安全威胁，如技术窃取、黑客入侵、网络犯罪等，承担着普及国家安全意识、宣传反间防谍知识的社会责任。

这一次的《追风者》，则是谍战剧在传统范式上的“新变”。该剧既有传统谍战元素，也有民国剧中少见的金融元素。谍战元素主要由女主角沈近真（李沁 饰）这一条线承担。金融元素，凸显的是主人公魏若来（王一博 饰）的成长，尤其是他信仰的建立过程。一部38集的电视剧，直到第36集魏若来才真正建立他的信仰，这在以前的谍战剧中很难找到先例。虽然并非常规谍战剧，但《追风者》却严格契合谍战剧最核心的“信仰叙事”。

谍战剧魅力：宏大与娱乐兼具

谍战剧的背景已经从古代跨越到未来，谍战剧的主流形态仍然是《潜伏》式的：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以抗日或国共对抗为主轴，以主人公的信仰为题眼。市面上的谍战剧十有八九均是如此，《追风者》亦然。

观众为什么偏爱这类谍战剧？文化学者毛尖对此有过精彩论述：“谍战剧真正做到了左右通吃。要信仰有信仰，要人性有人性。喜欢主旋律的可以掏出手帕，喜欢商业娱乐的就准备好小酒……小资观众则藉此确认自己的中产趣味，这里有刑法，这里也有旗袍，一场又一场在沿海各大城市展开的谍战，既有摩登时代的声光化电，又有对纸醉金迷的深恶痛绝……”

谍战剧有信仰，有宏大的主题表达，有动人的人性光辉。谍战剧的主人公身处敌对阵营之间，需要执行秘密任务、渗透敌方机构、传递关键情报或进行反间谍行动。复杂情境下，对组织的坚定信仰成为驱动人物行动、承受压力、坚守秘密、牺牲个人利益的内在动力，让主人公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做出伟大选择。比如《潜伏》最末，出于革命需要和安全考虑，余则成与翠平选择分离，一个留在大陆，一个被调遣至台湾继续潜伏工作，终生或难以相见，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思念，让多少观众“掏出手帕”；《追风者》中，沈近真的牺牲亦让很多观众泪奔。

包涵悬疑、犯罪、动作等元素的谍战剧，又具有浓烈的“商业娱乐”属性。比如谍战剧主人公通常被赋予至少两个对立阵营的身份，主人公在不同阵营之间游走，执行秘密任务，少不了身份暴露的危机情节，如遭遇盘问、跟踪、监视、测谎等；角色可能需要迅速设计并执行紧急撤离计划，同时通过伪造证据、嫁祸敌人、自我牺牲等方式保护其他同志或关键情报。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被赋予决定命运的力量，任何一丝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观众在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中体验极致的视听享受，时刻悬心又欲罢不能。

民国背景下的谍战剧在服化道设置上常常流露“中产趣味”，有“旗袍”也有“摩登时代的声光化电”。大部分民国谍战剧偏爱上海背景，不是没有缘由。虽然民国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社会不公、民生困苦，但上海又有“例外”之处。彼时的上海已经是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拥有发达的工商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上海租界成为“东方巴黎”，拥有诸多融合中西特色的公共建筑和民居，构成独特的城市景观；中式旗袍和西式裙装成为民国精英女性的标配；精英男性则流行西装革履，配以礼帽、领带等配件；咖啡馆、舞厅、电影院等现代娱乐场所兴起，西式餐饮、社交礼仪也开始流行……1990年代以来，所谓的“民国风情”在消费文化领域一度甚嚣尘上。

《追风者》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剧中有两个上海：一边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另一边是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大量的工人、小商贩、拉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居住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不过，由于主人公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剧集的大部分场景还是在展现“民国风情”。王阳、王一博几乎都是西装革履，很帅，李沁主要身着高级的、剪裁精细的裙装和裤装，很美。

谍战剧“裂缝”：“信仰叙事”的破绽

戴锦华教授在谈及间谍片何以流行时如此提醒，“相对来说，超越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享有白日梦的观影快感，我感觉倒是次要的。因为这毕竟是商业电影共有的诉求和效果，而且就此特定快感而言，有科幻、奇幻等更为突出的类型在”，间谍片的奥妙更在于它的“政治性”。戴锦华论及的是国际视野中的间谍片，但对于我们观察国产谍战剧亦有启迪。

国内的谍战剧，几乎都具备“政治性”——意识形态上的功能，通过主人公对于信仰矢志不渝的坚持，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起到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公共意识的作用。

微妙的是，戴锦华说道，间谍片一边是公开的、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教化，一边则刚好是意识形态的一道“裂缝”，“因为间谍这一形象类型，再现的是身份的暧昧——表象与本真相互游离、彼此矛盾”，比如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对，何为错，真的永远是真的吗，对的永远是对的吗？戴锦华认为，间谍片这个看似相当主旋律、弘扬冷战意识形态的类型，事实上成功地传递了“个人的现实的不安全、身份的不确定、面对强大意识形态的迷惘”。

十年前，毛尖与王大可等学者在针对谍战剧的圆桌讨论中，也发现这一现象。王大可说：“即便是近年来最强调‘信仰’的《潜伏》，不也有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个办公室故事？”毛尖谈到，谍战剧中的信仰固然能够打动很多人，“当然同时，有更大量的观众会把为信仰而战的男女主人公理解成办公室政治的高手，比如谍战双雄余则成和刘新杰都被网友崇拜成‘做人教材’”。“各种彼此冲突的话语能够在谍战剧里达成共存的场面”，固然意味着谍战剧的开放性，但很难真正敞开，冲突的话语很难有真正的对话。毕竟，“政治性”一定是第一位的，“信仰叙事”必然是核心。又由于意识形态的“裂缝”存在，“信仰叙事”不仅无法打动所有人，可能也无法打动大多数观众，这成为谍战剧的真正困境。

谍战剧中，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信仰是真的，但今日的年轻观众不见得能够理解主人公的选择。年轻观众成长于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接触到的信息来源多样，对任何形式的过度宣传或意识形态灌输较为敏感。他们倾向于关注个体的选择、自由与幸福，而非一味服从集体或宏大叙事。

由此，这些年来一些新变的谍战剧，本质上是放大意识形态的“裂缝”，是在解构“信仰叙事”。比如《风起陇西》中，“光复汉室”成为几个主人公的信仰，然而剧情推进，这个信仰四处漏风，它的残酷、非人道充分暴露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冯膺和杨仪，他们认为为了信仰、为了大义，一切都可以拿来利用、拿来牺牲。他们在乎人命吗？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空大的理念。这是大人物的残忍，也是信仰的破绽。

《对手》中，主人公并非出于高尚的信仰或理想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出于生活所迫、为了生计和家庭的稳定。这种世俗化的动机设定，暗示所谓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或是掩盖权力游戏、利益交换的华丽外衣。剧集虽然解构的是敌人的“信仰”，但解构从来都是双刃剑。

谍战剧难度：“信仰”何以可信

毛尖十年前有过“乐观”期待，谍战剧的意识形态裂缝，“是不是也可以视为谍战剧演变史中的一个中间状态，一个可以引入各方记忆各种叙事的中间状态，因为只有打开更多的空间，我们对过去和未来、对革命和谍战的理解才能更饱满”。十年过去了，就国产谍战剧而言，这一局面并没有出现。

在戴锦华的观察中，后冷战时代，西方的间谍片的主要目的是“再造社会价值体系或曰意识形态”。虽然国产谍战剧与西方间谍片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倒是一致的，“再度召唤国家的、公民责任的表述，便成为新的叙事选择”。于国产谍战剧而言，核心任务仍是通过“信仰叙事”，承担传承历史记忆、弘扬主流价值观、增强国家凝聚力等深远的社会文化功能。

问题是，如何实现？《潜伏》的“信仰叙事”已经如此动人，仍有人更关注它的“办公室政治”，并因余则成与翠平的结局感慨时代之残酷。今日的谍战剧质量远不如《潜伏》，如何形成比它更强烈的感召力？

坦诚地说，《追风者》谍战部分中规中矩，不太经得起推敲，它的核心看点是魏若来的信仰建立过程。魏若来先是忠诚追随沈图南（王阳 饰），由此对三民主义产生好感。但一而再地见识国民党的腐败后，他与沈图南决裂。此时他也没有立即“弃暗投明”，而是说“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之后魏若来跟随沈近真到了苏区，才逐渐建立他的共产主义信仰。

如此刻画魏若来的信仰，当下年轻观众更容易亲近。魏若来的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抉择、每一次反思都成为塑造他信仰体系的基石，使得最终的信仰立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历经考验、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的严密构建让观众相信，魏若来的信仰并非一时冲动或盲目跟从，而是基于个人经历与理性判断的坚实信念。

《追风者》避免了“信仰叙事”的假大空问题，也回答了信仰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成熟和正确，往往需要经历探索、试错、反思与修正——它是一个从“错”到“对”的过程。

然而，《追风者》并没有彻底解决“信仰叙事”的裂缝——“表象与本真的暧昧”，对的会一直是对的吗？当下年轻观众丝毫不怀疑历史语境下余则成或魏若来的抉择，“信仰叙事”的真正难点是，不仅是让信仰在过去可信，更是让信仰抵达当下。

也许，只有直面历史的曲折和弯路，直面正确的信仰也会有它的歧路，信仰会更加可信，“信仰叙事”才真正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