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写手》的喜剧性的生成

作者：雷勇

《银河写手》是一部非传统意义上的喜剧。

它的故事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逻辑之上，这与那些建构在虚拟世界的逻辑上的喜剧有所不同，它是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幽默，而非通过建构奇异来制造幽默。

它是对现实的编剧从业者所在的世界进行的深度的摹仿，是对在这个世界一隅中的荒诞与滑稽、幽默与疯狂的艺术化复现。

《银河写手》的主创人员之所以能够发现和再现这种幽默，与他们数十年的沉甸甸的编剧生活是分不开的。

银河写手

自嘲：世界待我以痛，我待世界以笑

《银河写手》的喜剧性首先来自于创作者们敢于把不堪的编剧往事，以及那些啼笑皆非的经历展示给别人看。

影片中的主人公张了一和孙谈，把咖啡馆当工作室，把面馆当食堂，把出租屋当宿舍，所有的编剧小白，他们的第一部作品横空出世前，都经历了生活的巨大的磨难。

我们能够看出创作者的态度：我知道我的弱小，我的无助，我的窘迫，我的难堪，但是我无惧暴露我的弱小、无助、窘迫和难堪。人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看到了自己身上这种似曾相识的难堪。

现实虽然骨感，理想却不能不丰满。张了一的项目虽然黄了，经历了种种毒打和羞辱，女友也跑掉了，可一旦一个新的公路片的想法产生了，心底的火苗不就又燃起来了？

银河写手

反讽：万能公式一定是万能的吗？

《银河写手》的喜剧性还来自于创作者对于编剧套路的反讽，对于好故事的“万能公式”的反讽，对于那些拿着僵死标准却对独创性作品做出武断审判的反讽。

影片中夸张演绎了“救猫咪”的万能公式，这种万能公式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所有的编剧都趋之若鹜，那么电影作品便会千篇一律，让人陷入审美疲劳。

人物一定要成长吗？

对不起，我们这部《银河写手》的人物就是不愿意成长。

一定要有事业线和爱情线吗，爱情一定要合理吗？

影片中甲方所值守的那些条条框框，却与真实世界发生的偶然性的爱情格格不入。

这些都是对那些所谓的理想编剧框架和结构的讽刺和反拨，由此彰显了创作者们对艺术独创性的追求。

银河写手

荒诞：已然世界一定是合理的吗？

《银河写手》的喜剧性，最根本建构在其对荒诞世界的觉悟中。

现实生活并非按照合理、公正、有序的方式进行，而是充满了吊诡和荒诞。但是对现行规则的臣服，对已然世界的接纳，大部分人却习以为常，认为世界就是这般运行着，必有其合理之处，便对这种荒诞漠不关心。

影片中，作为编剧，那个最懂故事的人，对自己的剧本的话语权反倒最弱。相反恰恰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学指导、制片人、策划人等，都可以对故事指手画脚，甚至一句话就可以让男二变成一条狗，由此刻画了编剧人所在的吊诡的生存环境。

这也是本片戏剧性冲突的来源，甲方和乙方在项目权力和艺术感悟力上的反差关系。

一号编剧张了一拧巴着不肯接受甲方对其故事权利的剥夺，而二号编剧孙谈则是另一个极端，认可和接受这种潜规则，这也是两人“分剧本”那一幕冲突的根源。

这个世界有已然何应然之分，世界是按照应然去运行，还是按照已然去运行？已然世界一定是合理的吗？

如果我们总是在对已然世界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那么永远失去追求应然世界的勇气和觉醒。

大凡基于荒诞而建构的喜剧，产生的效果往往都是“苦笑”，“男二改成一条狗”，对于观众来说或许只是个新鲜的笑话，对于编剧本人来说，恐怕是要笑出泪来。

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教授理查德·沃尔特在其《剧本》中提到：“好的编剧，无论他要写的情节多么离奇，也要回归于自己的情感”，只有把奇观化的故事与自己的私人化的情感结合起来，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情。

《银河写手》正是这样一部故事，影片中的戏仿、解构、适度的夸张都没有脱离主创者们真实的情感。

在现实生活中，处处都是乙方的卑微和难堪，创作者把编剧心路历程中的这些无奈和心酸以调侃化的形式呈现在荧幕上，作为普通打工人，都能够产生这种乙方的共情。

- 作者介绍 -

雷  勇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创意写作学硕士生导师。曾出版专著《创意写作的创意理论研究》，译著《作家创意手册》《创意写作基础研究》，文学作品《鉴真》《大宋江山》等，在《社会科学》《当代文坛》《湘潭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创意写作理论研究”等，曾任《探索与争鸣》主办“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的科幻研究“未来叙事”分论坛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