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角落里冲出来的“坏孩子”

文 / 任凡

在3月1日正式公映之前，电影《周处除三害》据传竟然有四个版本：除了台湾版之外，还有点映版、超前点映版和正式公映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过度暴力的镜头语汇，还是难以言说的电影表达——各种疑问拉满了观众的好奇指数。紧接着，换盘风波彻底将该片的映前热度推向了峰值。很难相信，在春节档已经余晖褪尽，影院眼看就要进入全年最冷时段之际，一部来自台湾的动作类型电影，居然会在内地影市掀起一场意料之外的波澜。

“负能量”的赋能

毋庸讳言，今年春节档还是有些乏善可陈。高度同质化的主题书写、严重套路化的实际操作，让观众不得不担心华语电影的创作思路正在收窄。刚好在这个时候，《周处除三害》斜刺杀出，通篇颓废绝望的气质，主人公不管不顾的暴力行径——这样一部满是“负能量”的类型片，好像一剂适时且必要的激情，快速注入了电影市场的血管，居然让日益僵化的躯壳有了一跃而起的冲动。本片的故事设定简单有趣，讲述了悍匪陈桂林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去警局自首时却发现队排得太长，自己的悍匪身份也完全没有获得预期的“尊重”。百般失落的陈桂林无意中瞥见墙上的通缉令，自己竟然只排在第三。于是，一种奇怪的愤怒混杂着荒谬的自尊，驱使他决心去做一件大事——除掉前两位，让自己成为榜一大哥。

香港导演黄精甫长年深耕爽片路线。年届五旬后忽然想明白，爽片的爽并不完全来自于肾上腺素分泌。视觉冲击固然有效，但源于心灵的冲击才会生发出更高层次的爽感。于是，导演借着陈桂林的故事，开始探索自己的爽片新路：一方面在文本上增加叙事厚度和情感深度；另一方面选择撞击而非抚慰的方式，对观众完成心灵的疗愈。

人性之恶的样态

本片最为核心的主题表达是探讨人性之恶的样态，以及普通人与恶的距离。首先，电影为观众展示出人类恶行的几个类型。悍匪陈桂林属于无知之恶。在人流涌动的葬礼上嚣张地击杀黑道人物，随后又对追捕自己的警员陈灰痛下毒手。在陈桂林的世界里，杀人只是一份工作，丝毫没有道德迟疑和良心愧疚。无知之恶其实是对一般生命缺少起码的认识和尊重，但当面对熟人时，陈桂林仍然拥有普通人的共同情感，比如对奶奶的眷恋，以及对小兄弟和张医生的友情和信任。

相比之下，恶棍香港仔则是十恶不赦的典型。自知作恶却全无悔意，明目张胆地弃道义、法律、伦理于不顾，而且专挑熟人下手。他不仅不加掩饰地利用了小美母女的良善并将她们视为禁脔玩物，就连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也毫不手软。

但是，上面两种恶行尚算有形之恶，很容易被判断识别，而尊者亲手炮制出的、在信仰包裹之下的无形之恶恐怕才是作恶的最高境界，堪称恶中极品。慈眉善目的尊者永远是一副谦谦君子之态，仿佛“为信众谋福祉、为天下度苍生”是自己一生的功课。在营造出世外桃源假象的同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走了无数普通信众的财产、生命乃至灵魂。直到被陈桂林逼到死角时，尊者还在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解：“天灾、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有人怪过老天吗？有人怪过大地吗？”这句无耻辩词背后的逻辑清晰而强烈地传递出一种情绪，即“尊者们”早已按捺不住地自诩为造物主的狂妄。

普通人与恶的距离

凡属邪教，必宣扬制造“新人”。而所谓“新人”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电影在这里将观众带入思考——思考恶的本质、人的局限，以及普通人与恶的距离。警员陈灰在与陈桂林的两次较量中均告落败，隐喻出警察所代表的司法力量只能惩罚邪恶，却无法战胜邪恶。陈桂林内心恶念的消除最终必须依靠缓慢的自省。而推动这种自省的是奶奶给予的亲情，是张医生的循循善诱，以及小美无意中带来的陌生人的温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善同恶之间的灰色地带竟然如此模糊。正所谓一念阿鼻、一念浮屠，普通人与恶之间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因此人的自主意识就显得尤为珍贵。片中尊者的追随者群体便是有力的反讽。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组集体无意识的群像，白衣素袍，口中天天歌唱着阳光与信仰，却在懵然无知中一步步沦为尊者的帮凶。

一次对主流叙事的逆袭

《周处除三害》好像角落里冲出来的一个“坏孩子”，在阴郁颓废的氛围里，酣畅淋漓地完成了一次对乖巧的主流电影叙事的逆袭。主人公陈桂林粗糙而邪魅的莽汉形象，融入极致荒诞的故事走向，让影片显露出一种几乎是前所未有却异常鲜明浓郁的黑色质感。

当然，遗憾也是有的。导演过度追求爽感的同时，不得不牺牲掉了一部分现实逻辑，从而让影片个别段落显得不够克制。比如，陈桂林被活埋之后，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冲出棺椁。这属于在处理关键情节点无计可施时，采取的“机械降神”方式。再比如，陈桂林击杀尊者后转身离开，背后的信徒们竟然又齐声唱起了圣歌。被激怒的陈桂林这才二度折返，开始了极度血腥的圣殿杀戮。这场戏拍得爆点十足却欠缺深度，更好的处理方式是让陈桂林稍作迟疑，旋即走开。只因人类的蠢行其实永远无法根除，愚弄与盲从在历史和现实里循环往复、从未停歇。这恐怕不是杀几个尊者和信徒就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