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   丽

编辑｜姬政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中国电影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将中国文化推广传播到海外具有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与世界各国电影人开展了广泛合作，共同拍摄了如《风筝》《风从东方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末代皇帝》《太阳帝国》《英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功夫梦》《唐山大地震》《建军大业》《狼图腾》《长城》《湄公河行动》《时间去哪儿了》《红海行动》等一批优秀作品。合作方式也从“借船出海” 、“联合造船”，逐渐走向了掌握话语权的“自主驰骋、扬帆远航”。

70年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繁荣发展，向国际的推广输出步伐也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走出去”，明确了中国电影是以中国视角看待人类共通性问题，如亲情、爱情、全球环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城市化问题等，在国际电影市场上树立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合拍片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合拍对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外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纪录片是这一阶段对外合拍的主要类型。早在1949年9月，中国就与前苏联开始了纪录片的联合摄制。当时，两国的制片单位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1950年，两国又合作拍摄了《中国杂技团》《长江大桥》。

其中，《解放了的中国》摄制完成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讲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影片的中苏两国工作人员表示深切谢意。

1952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捷克斯洛伐克陆军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人民心一条》，两年后，又与捷军队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通往幸福的道路》和《友谊花朵处处开》。这两部影片分别介绍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总政歌舞团访问捷克。还是在1954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与保加利亚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展现保加利亚歌舞团访华的《载歌载舞访中国》。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故事片《风筝》，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拍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一只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与中国的小朋友结下友谊的故事。

《风筝》之后，1959年，中国与当时的前苏联合拍了彩色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作品，是中苏首次合作的故事片，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同时也讴歌了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这一阶段的合拍片，主要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人民的和平友谊，突出文化交流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例如《风从东方来》，被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片。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中华女儿》，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这部由凌子风执导的抗日题材影片，获得了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参加这届电影节的还有故事片《赵一曼》和《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五部纪录片，《赵一曼》女主角石联星获演员奖，五部纪录片获荣誉奖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和选送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此后的几年中，中国电影《钢铁战士》《白毛女》《风筝》《人民的战士》等影片都在该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还是1950年，“人民民主国家电影周”在北京举办，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朝鲜、越南等国的电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外国电影的盛会，对加强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友谊，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8月-9月，我国首次举办“亚洲电影周”，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代表团来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以及贺龙、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招待会。电影周在十个城市放映了各国参加电影周的影片，举办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不仅“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电影人携优秀中国影片远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罗马尼亚、印度、瑞士、法国、南斯拉夫等国，与当地电影人交流，《解放了的中国》《白毛女》《中华女儿》《林则徐》《梁山伯与祝英台》《老兵新传》《宝莲灯》《风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五朵金花》《欢天喜地》《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神笔》《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优秀影片都在海外进行了放映，获得了观众的赞许，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舞台展现出特有的风采。

在人才交流层面，中国先后派出多批电影考察团，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全面学习电影艺术、技术和管理。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日本合作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中外合拍电影。随后，中日又联合摄制了故事片《敦煌》，中国意大利合作拍摄《马可·波罗》，并协助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托鲁奇在中国拍摄了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协助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摄《太阳帝国》，与加拿大合作拍摄了《白求恩》等影片，拉开了中外电影合作制片的序幕。

合拍片的逐渐繁荣发展，要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对外文化交流蓬勃开展。1979年8月7日，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正式成立，成立后与境外第一部与境外合拍的作品是中美合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之行》，讲述、介绍、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播出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人民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合拍公司成立仅一年的时间，便接到了是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华拍片申请213起，合拍形势呈现出喜人的局面。例如1982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出任主角，影片于1982年8月29日中日建交十周年之际，在两国同时放映。该片在日本被评为1982年度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中国获得了政府特别奖。

同年，合拍公司与香港新昆仑影业共同投资拍摄了两部描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王朝没落宫廷生活的大型历史故事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并于次年在内地、香港、澳门先后公映。两部影片均获得1983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中国电影与欧美国家的合拍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长足发展。例如1984年，合拍公司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意大利想象影业、英国杨科电影公司签订了《末代皇帝》的拍摄协议，投资2000多万美元。据统计，1987年影片上映后，各国人士都被影片吸引，1988年中国境外旅游者人数较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

1987年，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来到中国，拍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故事片《太阳帝国》，这是美国大电影公司首次在中国排片，上海电影制片厂协助拍摄。随后几年中，八一厂与加拿大国籍电影公司合拍了《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合拍公司与日本、香港的电影公司合拍了《秦俑》《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北影厂与香港公司拍摄了《霸王别姬》。内地香港合拍片《变脸》、中日合拍《荆轲刺秦王》、中美合拍《西洋镜》等作品也在90年代拍摄并推出。

随着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在2000年对合拍公司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合拍公司专门从事对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协调、服务工作。从成立到改组的20年时间，合拍公司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完成故事片、纪录片的拍摄共计1000余部。

也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尾声这一阶段，中国电影开始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国电影海外放映和获奖进入到爆发期和高潮期。

数据统计，1978年-1989年期间，我国共派出电影代表团（组）614批，2100多人次；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组）252批，1000余人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共计589个；送出影片1500多部次，其中故事片781部次；共获得奖项近250个。

从时间上看，最早进入北美商业院线并取得票房佳绩的中国电影是张艺谋的《菊豆》（1991年3月）。整个90年代，进入北美的12部华语影片全部是类似于《菊豆》的艺术片或历史剧情片，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等。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第四代和第五代创作的“民俗电影”是海外获奖的主要类型。所谓“民俗电影”是指自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上获奖后，中国中青年导演所开创的一种影片模式。这种影片模式一直延续到1996年，该年度吴天明凭借《变脸》在第九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影片逐渐增加，这些影片往往聚焦于城镇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从“借船出海、借力使力”走向“联合造船、扬帆远航”

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正式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那年初，“单片”摄制许可制度全面放开，许多文化影视类民营公司得以独立拍片；同年，院线制改革全面施行，带来了影院的改造和新建，并促使制片发行放映利益重新进行分配并趋于合理；2003 年，CEPA 电影协议签署……诸多因素激发了海外电影人进入内地合拍的热情，中国电影经过初步的资源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

由新画面影业、银都机构、香港精英娱乐等联合出品的《英雄》，在国内上映一年多后，于2004年暑期档末期在北美主流市场上映，创造了连续两周票房冠军的成绩，取得5700万美元的票房，并创造了中国电影在海外总票房11亿元人民币的奇迹。

2003年开始，电影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和文件，进一步放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的准入门槛，也刺激了电影企业投身合拍片的积极性。

产业化最初的十年，“合拍”已成为国产大片的主要拍摄模式。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数据显示，2002年-2012年，合拍片的数量共计428部，涉及19个国家和三个地区，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数量为293部，占比68.5%，大陆与台湾合拍片50部，占比11.7%，中美合拍37部，占比8.6%。

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唐山大地震》《云水谣》《梅兰芳》《辛亥革命》《集结号》《八月一日》《冲出亚马逊》《太行山上》《叶问》《十月围城》《风声》《暖春》《隐形的翅膀》等，到《功夫》《天下无贼》《无极》《霍元甲》《夜宴》《投名状》《长江7号》《功夫之王》《赤壁》《非诚勿扰》《龙门飞甲》《让子弹飞》《一代宗师》等国产商业影片，都采取了合拍形式。2002年-2012年隔年国产片票房前十名，合拍片基本上都占据了大半壁江山，2008年、2009年前十位甚至都为合拍片。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外合拍已经从场地、劳务等外围、辅助性的浅层次合拍，开始走向建立资本、制作、人才、技术、营销、市场相融合的深度合拍。尤其是内地香港的合拍，在CEPA签署的助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与好莱坞主流电影公司的合作，也从“借船出海、借力使力”逐渐走向了掌握话语权的“联合造船、扬帆远航”。

例如2010年，中美合拍的《功夫梦》创造了23.63亿人民币的海外票房，影片发行到了59个国家。再比如《赤壁》上下两部投资8500万美元，共有16家境内外资本注入，形成了国有、民营、港资、台资、美日韩外资共同打造的超级大片。《建国大业》的出品方更是达到40余家。这些影片在投拍时已经按其投资结构分割了版权，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拍模式也增强了外方的积极性，中国电影的国际可见度亦大幅度提升。

细数这一阶段北美票房排名靠前的中国导演执导的国产片，《英雄》《霍元甲》《功夫》《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菊豆》等，全部都为合拍片。《赤壁》在日本票房连续五周夺冠，《非诚勿扰2》登陆北美23条院线，全美单银幕票房达到1.3万美元，《唐山大地震》签下七国版权，IMAX版本登陆北美地区。这些成绩，足以见得合拍片在“走出去”中发挥的主力作用。

一些国产主流影片和小成本的国产影片，也在国际电影市场拓展出新市场。2003年，小成本的情感题材影片《暖春》售出日本、香港等地版权。2006 年，《三峡好人》在多伦多电影节借机推动海外销售，短短3天已有全球25个国家签订了贾樟柯两部新片的发行合同；在AFM 市场期间，海推公司与法国一家公司达成了影片《又见梅兰芳》和《雪花那个飘》法语地区全权的购买协议，《太行山上》《紫日》等多部影片实现在巴西发行。

又如2008 年，河南影视集团“少林功夫”系列影片与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签署了合同；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泰国公司签订了《八月一日》、《我的左手》的销售合同。2009 年，《机器侠》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参展期间，将北美、马来西亚版权卖出；《花木兰》将英国、中东、东欧、印尼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版权成功售出。2011年，国产3D 动画《兔侠传奇》将海外版权卖到6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产动画电影走出去的里程碑作品。

在2001年《“走出去工程”实施细则》、2009年《国产影片出口奖励暂行办法》等政策扶持下，中国电影在产业化最初十年的“走出去”，已从过去参加电影节展的单一模式，逐渐开始向海外主流电影市场进发；从各自为战向整合资源、规模销售转变，逐步拓宽国际市场。

不断开拓对外合作交流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2012年-2016年五年间，中国电影的合拍呈现出合作国别多、影片品质高、题材类型广等正向发展的趋势。根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提供的数据，2012年-2016年，我国与12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制作和生产了264部合拍影片，其中不乏内地香港合拍的高工业规格电影《捉妖记》，大陆台湾合拍的商业类型片《痞子英雄》，中韩合拍的奇幻电影《重返20岁》，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中法合拍的口碑之作《狼图腾》《夜莺》，中英合拍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等等。金砖五国导演联合拍摄的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开创了崭新的合作交流模式。

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合拍仍占比很高，多年的磨合，内地香港合拍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了双方在叙事手法、产业形态等更加深广层面的发展。尤其是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化创作，在市场上屡试不爽，《建军大业》《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等都是代表作；《西游伏妖篇》《扫毒》《风暴》《百星酒店》《春娇救志明》《拆弹·专家》《澳门风云》系列、《反贪风暴》系列、《寒战》系列等影片沿袭了港式电影的传统味道。此外还有现实题材的《亲爱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神话改编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捉妖记》等等。

两地合拍的发展影响了内地电影类型多样化的发展，内地的历史、文化开拓了香港电影人眼界，为他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创作角度和更大的市场。而香港导演也给主旋律作品注入了快节奏的手法和视觉冲击力，满足了内地观众的观影需求。

自中美两国2012年签署《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来,不仅引进片的数量、片方分账比例有所增加，中美两国电影人的交流也日益密切，经过几年的时间，中美合拍片已结出硕果。《长城》《功夫熊猫3》《卧虎藏龙2》《绝地逃亡》《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等影片都是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代表，相比产业化初期的中美合拍片，这些作品在制作规模、主创阵容、票房产出、映后口碑等各个维度,都实现了“升级”与“超越”。

此外，中英合拍的《美人鱼》《我们诞生在中国》，中法合拍的《狼图腾》《山河故人》，中韩合拍的《重返20岁》《我是证人》《赏金猎人》，中印合拍的《大唐玄奘》都获得了不错的反馈。应该说，合拍片不论是数量,还是合作国别都有增无减,中外电影人通力合作,持续不断地为电影市场注入活力,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观影选择。

为了让这些优秀影片能够与全世界的观众见面，2016年，中国电影启动了全球发行平台——“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尝试让中国电影以新的路径、新的模式走向欧美、走向亚洲各国、走向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主流院线、商业影院和重要时段，能够努力保持中国的优秀作品、中国的商业大片，同步或者准同步在海外电影市场上映。

例如2016年春节档期间，在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33个国家的120座城市可以看到国产新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陆垚知马俐》《盗墓笔记》《28岁未成年》《拆弹·专家》《悟空传》《战狼2》等影片也通过“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实现了国际同期上映和海外规模发行。2016年，中国电影海外销售收入达到38.25亿，是2012年的3.6倍。

好作品的推出离不开人才的积累。从2013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美国电影协会联合发起了“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活动，每年选派5位最具潜力的青年导演，赴好莱坞进行业务培训交流。宁浩、陈思诚、郭帆、路阳、张一白、薛晓路、乌尔善、徐峥、韩延、大鹏、管虎、田晓鹏等如今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电影人先后奔赴美国进行交流、学习、培训。

应该说，“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为中国青年电影人构建了“走出去”的国际平台，让中国导演更切实地学习好莱坞电影制作的一流技术与理念。而从好莱坞归来后，他们对于电影的剧作、拍摄、流程、后期乃至发行、放映，都有了重新的解读。

在各种外交机制、人文机制合作框架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不断开拓和国外形成合作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中国电影文化从“借船出海”到“联合舰队”，再到自主驰骋、扬帆远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亮点，成绩令人欣慰。

合拍“提质升级”

大踏步走向国际电影舞台中央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电影人奉献出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影片，集中展示了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对外合作交流的层面，中国电影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外宣大局，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推出了《音乐家》《萨瓦流淌的方向》《时间去哪儿了》《半边天》等中外合拍电影作品，成立了“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一带一路”电影院线联盟等交流传播载体。

根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数据，2017年-2018年，合拍公司分别审查通过合拍片60部和46部，合拍片立项数量分别为84部和51部，对比2016年的数据，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合拍片正在经历“从数量发展到提质升级”的转型阶段。

2017年，为纪念建军90周年而摄制的史诗电影《建军大业》由香港导演刘伟强操刀，在叙事节奏、细节拿捏、演员选择上，都具有年轻化、类型化的特性，是一部兼具导向性和商业性的作品，4.03亿的票房也延续了“建国三部曲”系列的品牌。春节档上映的中印合拍片《功夫瑜伽》实现票房17.48亿，内地香港合拍的《西游伏妖篇》票房16.52亿，两部影片分列年度票房榜的第四、五位。

到了2018年，票房榜前三名的影片《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均为合拍片。从影片题材类型上看，“新主流电影”以及观照当下的现实题材作品，凭借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过硬的口碑成为了市场“宠儿”。

近两年表现比较活跃的合拍片还包括内地香港合拍的《机器之血》《春娇救志明》《悟空传》《追龙》《巨额来电》《非凡任务》《奇门遁甲》《捉妖记2》《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无双》《无名之辈》《反贪风暴4》，中美合拍的《巨齿鲨》《摩天营救》《英伦对决》，中日合拍的《妖猫传》，中法日三国拍摄的《江湖儿女》等等。其中，《巨齿鲨》不仅在内地市场获得10.52亿人民币票房，其全球票房更是达到5亿美元的量级。

在国内电影市场整体繁荣向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多管齐下“走出去”。“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在近两年发行了《战狼2》《羞羞的铁拳》《悟空传》《拆弹·专家》《非凡任务》《情圣》《唐人街探案2》《幕后玩家》《动物世界》《时间去哪儿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

其中，《战狼2》在北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40多条院线上映，海外销售成绩达到760万美元，在当时成为了近十年来澳洲和新西兰华语影片的票房冠军。这一成绩如今被《哪吒之魔童降世》打破，后者也是继《功夫熊猫3》之后，又一部在海外取得佳绩的国产动画电影。此外，由华狮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发行的《芳华》，在北美创造了观影人次20万的佳绩。

在以英语为主的国际电影市场中，中国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砥砺前行，打破文化壁垒，用心构建国产影片的海外版图，为提升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70年中国电影对外合作交流大事记

1950年，凌子风执导的《中华女儿》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

1950年，“人民民主国家电影周”在北京举办，电影周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的国、波兰、朝鲜、越南等国的电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外国电影的盛会。

1955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法国巴黎明星电影院公映，这是在巴黎公映的第一部新中国影片。该片曾作为日内瓦会议招待影片。周恩来总理称电影是“铁盒子里的大使”。

1958年，北影厂与法国加朗斯艺术片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儿童片《风筝》制作完成，这是新中国与国外首部合作摄制的故事片。

1962年-1983年，万籁鸣、唐澄执导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面世后，斩获多个国内外奖项，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第13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第二十二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厄瓜多尔第五届基多国际儿童电影节三等奖、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等。

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正式成立。政府赋予合拍公司管理与摄制合拍影片的双重职能，以便其更好地发挥为中国电影合拍事业服务的作用。

1982年，北影厂与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拍摄了故事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由中国导演段吉顺和日本导演佐藤纯弥联合指导，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主演。1986年两国还合拍了《敦煌》。

1983年，岑范执导的文学改编电影《阿Q正传》是上影厂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作，它成为了首部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国产电影。

1987年，在加拿大第1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大阅兵》获评委奖。

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1988年，中美合拍片《末代皇帝》“横扫”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九个奖项。

1989年，吴子牛执导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晚钟》获第3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特别奖。

1990年，谢飞执导的城市现实题材影片《本命年》获得第40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1991年，黄健中执导的现实题材电影《过年》夺得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特别奖，女主角赵丽蓉获得最佳女演员。

1991年，张艺谋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还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1992年，张艺谋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菊豆》提名第6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是国产影片首次与奥斯卡奖项产生交集。

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农村题材电影《秋菊打官司》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93年谢飞执导的《香魂女》与李安导演执导的《喜宴》共同夺得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国际A类电影节上极为罕见的“双黄蛋”，更难得的是两部获奖片均为华语电影。

2000年，王家卫的爱情电影《花样年华》获得戛纳最佳艺术成就奖，梁朝伟荣获戛纳最佳男演员。

2001年，《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该片是李安导演首次来到大陆拍摄的影片，最终在北美票房收入高达1.18亿元，创造了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奇迹。

2001 年，《走出去工程实施细则》，指出要切实加强对全国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领导。国家广电总局成立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领导小组。北京、上海、广东等重点省(市)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加强广播影视外宣力量和机构，促进对外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宣传统一对外发展，实行统一管理。

2001年，霍建起执导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上映，几个月时间内即获得35亿日元票房，创造中国电影在日本的市场奇迹。

2002年，武侠电影《英雄》掀起观影狂潮，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创造当时的票房神话，全球票房共计1.77亿美元。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签署实施，在CEPA的带动下，两地电影人经历了从接触到熟悉、从试探到合作,最终携手融合发展的过程。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在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实施电影“走出去”工程。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国产电影走向世界，支持国产影片参加国际性电影节展。积极推进电影频道的境外落地工作，扩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增加电影对外宣传和译制经费，设立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以中介机构的形式集中宣传、集中推销，促进电影企业利用各种途径开拓海外市场。

2004 年，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成立，两年后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成为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宣传推广和销售服务的国家级平台。

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文化产品国际市场。制定有关政策，完善激励机制，重点扶持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及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文化事业单位，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努力扩大文化产品出口份额。

2006 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荣获第63 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9 年，《国产影片出口奖励暂行办法》实施，从当年年底起，首次对符合条件的国产或合作拍摄的出口影片，按照票房收入或合同销售额给予奖励。按照新规定，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每年对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国产影片，给予海外票房2‰的奖励、中外合拍影片给予海外票房1‰的奖励。

2009 年8 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要求重点“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在全国优化结构、扩大内需、发展新型服务业的总体布局中，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意见》指出，要积极推动电影走出去，培育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电影国际传播企业，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国产影片；通过在境外举办公益性的中国电影展、参加国际电影节和组织商业性的海外推广营销活动，不断提高国产影片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指出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

2013年9月，《一代宗师》代表香港地区参加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奖的评选，并最终入选“九强”名单。

2013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上，王景春凭借《警察日记》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从2013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美国电影协会联合发起了“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活动，每年选派5位最具潜力的青年导演，赴好莱坞进行业务培训交流。

2013年底，文化部外联局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北京签署。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用、信息互通、成果共享”的原则，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全方位、多渠道、多方式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不断扩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2014年，刁亦男执导的《白日焰火》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主演廖凡获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2015年，中国导演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的开幕式上被授予金马车奖。贾樟柯是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导演。

2016年，中国电影启动了全球发行平台——“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尝试让中国电影以新的路径、新的模式走向欧美、走向亚洲各国、走向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6年，成龙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2017年，《暴雪将至》获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主演段奕宏摘得最佳男演员奖。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近十年来，在澳洲、新西兰发行的华语电影票房冠军。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已与22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拍协议，包括韩国、印度、新加坡、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荷兰、爱沙尼亚、马耳他、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丹麦、希腊、哈萨克斯坦、卢森堡、俄罗斯、巴西、日本、塔吉克斯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