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看电视剧《诚忠堂》，企业家的感触肯定特别多。《诚忠堂》改编自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总制片人孟凡耀，由路奇执导，张博、童瑶、乔欣、潘虹、周航、马晓伟等主演。该剧在今晚央视八套收官。

与《乔家大院》相比，《诚忠堂》的故事极富新意，也极具当下性。该剧虽仍以山西祁县乔家为原型，但书写的却是辛亥革命前后商人与中国革命风云际会的一段历史。它的主题虽也涉及创业守诚、商战谋利等常见题材，但它更关注的其实是商人与革命、商业与政治这样一些过去文艺作品极少关注的主题。比起前史《乔家大院》，《诚忠堂》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更为独特的历史视角。

时代变了，晋商和乔家也在改变。剧集开局写的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当日，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霁，竟然作为革命党一员来到了武昌。他不仅用“监守自盗”的方式资助革命，更作为一名战士参与到与清军的浴血奋战中。与爷爷乔致庸不同的是，爷爷渴望成为受官府重视的“御用商人”，乔映霁身逢乱世，眼光却显得更为长远：“如果不革命，中国就没有希望，乔家更没有希望。”乔映霁参与革命，对拥有权力并无任何幻想，他只是把革命视作对家国和家族事业的拯救，并不惜为此毁家纾国。

过去的宏大历史叙事，关注的多是那些站在前台的英雄，革命家、政客、军人或文人。哪知辛亥革命作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和资本家也是革命极为依重的力量。从《诚忠堂》可看到，商界在革命中同样是波涛汹涌，有的唯利是图，想大发国难财，有的浑水摸鱼，想咸鱼翻身。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宵小之徒也可能成为乱世枭雄，想指点一番江山。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周航饰演的大反派崔望百，演出了乱世中一副让人厌恶的投机者嘴脸，也是因崔望百的四处投机，我们才得见那场革命中的各路枭雄，见识了革命军张大帅、山西金厅长、阎锡山等各类政治力量如何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及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尔诈我虞。在过去的影视剧中，商人与革命、商业与政治的关系，极少有人表现或研究。从《诚忠堂》我们发现，政商结盟后的各种权力纷争，也是观察这段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线索。

如果说乔致庸的梦想是“汇通天下”，乔映霁想的更多是“商业救国”“为民求命”，乔映霁希望财富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当乔映霁意识到自已的财富，可能会成为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资金时，宁愿散尽家财，也要与那些复辟者展开金融战，最终让袁世凯的阴谋破产。这是因为乔致庸清醒的认知到，商人与商业也得关心国家的政治与命运，就像鱼儿关心水源一样，因水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每条鱼的命运。所以，乔映霁并未遵循“在商言商”的俗见，而是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商人，一个不甘沉沦、为国家命运而主动奔走的商人。

国人喜欢说“在商言商”，或许商人从内心都是反对革命，不愿关心政治的。但从《诚忠堂》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商人一旦放弃政治或革命的权利，在变革年代，他极可能最先成为时代砧板上的鱼肉。在商言商，内含“莫谈国事”的诫令，从乔家大院其他人物的表现可看出，这里有对皇权的恐惧，也暗含了传统社会对商人的歧视。革命和政治似乎是少数人的特权，与闲杂人等无关。商人因拥有一定的财富实力，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只会遭到权力者的防范和警惕。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使商人或为谋利官商勾结，或为自保而“在商言商”，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缺乏政治影响力。

乔映霁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商人，蕴含了创作者对商人理想形象的认知和期待。很显然，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还是现代社会，如果商人无法获得它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护，就难以促进商业环境的起码改变，更无法真正实现市场繁荣。中国市场环境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与中国商人地位的低下也有很大关联。

在古老的中国，要改变商人的这种路径依赖，可谓难上加难。中国商人大多都想像吕不韦、胡雪岩那样，渴望通过与权力勾肩搭背获得巨利，而不是像乔映霁这样，通过财富之手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对商人来说，想通过远离革命和政治来求得生存权和财富权，同样是一条死路，无论是富可敌国的巨贾，还是蝇营狗苟的小贩，概莫能外。我们从晋商最终的整体衰亡也可看到这一点，只因为像乔映霁这样的晋商太少了。

乔映霁认识到，商人恰是最应该关心革命、关心政治的。因为在一个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国家，在一个政局不稳的年代，商人会成为最先的掠夺对象，就像剧中张大帅和荫昌都把抢夺票号银子，作为扩充自已政治实力的筹码。二千多年来，中国商人没能像英国商人那样，勇敢地关心政治，反对王室征收重税和保护私有产权，最终迫使王室让权议会，确立了立宪政体，同时也确立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英国的《大宪章》明确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定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和逮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为英国商业的强大、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乔映霁没有这么好运。他并不知道该通过何种政治方式，才能达成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乔映霁虽然继承了先辈对诚信经营的重视，也有商业救国的愿景，但并没有寻找到自已该走的政治之路。他能做的只有恢复废弃的茶山之路，帮助周边百姓解决生计问题，成立晋商银行，协助包头城市重建等。一个商人能从专业角度，承担自已的时代责任已属不易。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乔映霁这一代商人没有自已清晰的政治主张，使他最终只能离开山西，把一切希望放在遥远的天津，期望在天津实现对现代银行的梦想。那其实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并没有改变晋商们的命运。

《诚忠堂》的播出，对商人、企业家们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直到今天，商人的腰板其实也未真正的挺直过。近年来，从曝光的一些贪腐大案我们就能发现，不少企业家至今走的仍是胡雪岩之路。每查处一个贪官，总会有几个企业家陪绑。原因很简单，今天很多商人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没有成熟的市场环境，改革有时反而成为这些腐败官员获得权力寻租的借口，越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越大，越改官员贪腐的机会越多。权力干预经济，导致市场竞争不畅通，使权力寻租发生，而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又会带来更多的权力干预，引发更多的权力寻租。直到今天，仍是贿随权集，谁的权力大，商人们就会像苍蝇一样叮上来。乔映霁梦想中的商业与金融环境，今天仍在路上。

从这个角度看，《诚忠堂》对当年晋商历史的这一演绎，极有当代价值。因为对历史的认知，从来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商人与企业家也需要通过前辈的历史，反思自已的商业责任与时代使命，它关系到一代企业家对中国商业精神和文化的认同。如果商人与企业家，缺乏或扭曲了对于本国商业历史的记忆，肯定是一件悲哀的事。所以，前几年柳传志一句“在商言商”，会引来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就因为他的这句话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柳传志如今影响力，肯定要超过乔映霁在民国时的影响力，但两人的境界却差了很多，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企业家的悲哀。近年，电视剧历史热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因为大量的影视创作者，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本民族最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能通过影像复原一些曾在过去年代闪耀过的精神和信仰。对商人和企业家来说，他们也需要从一个精神连续的商业历史长河中，发现自己在当下行动的价值与意义。

时势造英雄，相信每个时代都会诞生像乔映霁这样的商人，为心中的理想和肩上的责任，不惜舍弃财富。每到时代转折的当口，总有一些人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也总有一些人会抓住了时代机遇，走向历史舞台，将自已的事业和国家的正义发扬光大，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选择自已的命运走向，很多商人与企业家应当从乔映霁的作为中获得一些启示。对历史来说，灾难不是巧合，幸运也不会从天而降，我们多一份对它的认知，就会多一些对今天的理解力。希望企业家们能够看看《诚忠堂》。